作者 / 嘉栖

“什么时候开始,院线电影都喜欢讲方言了?”

2018年最后一天上映的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,成了2019年第一部现象级争议影片,其引发的各类话题直到现在依然在发酵。

与此同时,也有观众产生了以上疑问。事实上,熟悉毕赣的观众应该知道,凯里话不仅是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的特色,在其处女作《路边野餐》中,凯里话就已经登场。

而回顾2018年,用方言叙述的院线电影确实不少。年末成为黑马的《无名之辈》,片中主创所说的贵州话和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的凯里话同属西南官话分支,而2018年度爆款《我不是药神》中也有少量上海话穿插其中。

那么,越来越多讲方言的电影进入院线,是否会引领下一个潮流?

四大方言电影:

西南话、西北话、山西话、南京话

方言的魅力有多大?可能同在一个地球,你说凯里话,我说温州话,而后两人面面相觑:这说的是外星话吧。

因此,将极具地方特色的方言运用到电影中,也就使影片多了些别样的趣味。

而2018年,伴随着年度票房突破600亿大关,院线电影也呈现出了更多样化的生态。比往年出现了更多的方言电影就是表现之一。

根据一起拍电影(ID:yiqipaidianying)不完全统计,今年一共有八部方言电影上映,其中贾樟柯的《江湖儿女》,延续其影片一贯的“山西话”特色;曹保平的《狗十三》故事取景地在西安,选用了西安话为主要用语,由杨幂主演的《宝贝儿》,全程运用了南京话;而在珠三角地区引发观影热潮的《爸,我一定行的》,对白则都是潮汕话。

此外,值得一提的是,近年来如《阿拉姜色》《冈仁波齐》《塔洛》等藏语电影也凭借不错的口碑逐渐成势。不过,藏语作为一种民族语言,不算在方言范围内,因而藏语电影此处不多加讨论。

而结合往年银幕上出现的方言电影,可以看到,方言电影大致可以有以下较为集中的几大类:

西南官话系列(西南官话主要分布在四川 、重庆 、贵州 、云南 、湖北 等省市):

即影片多取景自西南云贵地区,片中主角多采用西南方言对话,呈现出那一地区独特的人文风情。这也是目前方言电影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类。

像毕赣导演的《路边野餐》和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,故事的主角来自于他的家乡贵州凯里,片中所有人都说着一口凯里话,也让凯里从此成名。同样来自贵州的导演,饶晓志执导的《无名之辈》,讲述小人物的命运挣扎,对白采用的也是当地方言。

此外,2016年由曹保平执导的《追凶者也》,取景自云南,刘烨、张译等人用云南话演绎了一出黑色喜剧。由陈国富监制的《火锅英雄》,则选用了和影片气质十分相符的重庆方言。

晋语(山西省大部、内蒙古中西部等地区):

一说到山西话,怎能不提贾樟柯?自《小武》入行到如今的《江湖儿女》,和铁打的女主赵涛一样,成为贾樟柯电影特色的,就是不变的方言对白。不管是汾阳话、大同话,还是太原话,但凡在贾樟柯的电影里,山西话就是通用语,也正是这一个个来自山西小县城的人物,构成了他电影的图景。

西北方言(包括分布于甘肃省大部等地的兰银官话和分布于河南大部、陕西中部等地的中原官话):

大西北的异域风光,再加上西北汉子粗旷的形象,操着一口西北方言,这也是近来银幕上较为常见的一类电影。

以西部戈壁为背景的《未择之路》,讲述人物的命运交错,片中主角所说的是西北方言。而2017年拿下金马最佳男主的《老兽》,无论是从片名还是取景地内蒙古地区来看,都有着一股浓浓的地域特色。

2015年,陈建斌执导的处女作《一个勺子》,同样是发生在大西北的故事,片中主角讲的为新疆话。

而曹保平执导的青春片《狗十三》,故事取景在西安,全程采用了西安话对白。

南京官话(南京话):

去年,杨幂的转型之作《宝贝儿》,故事发生在南京,片中主角也都讲着南京话。早前张艺谋拍摄的《金陵十三钗》,讲述的是发生在南京大屠杀时的故事,其中也有不少南京话对白。

方言:现实题材的工具、黑色幽默效果的催化剂

不难发现,以上的这些方言电影,除了在不同区域内取景拍摄,展现了各地截然不同的地貌风光之外,也让各自成长于此的小人物们,借由剧情的推进和演员的演绎,成为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人物形象。比如小武、韩三明、陈升、老杨(老兽)等角色,有着各自的性格特色,成为电影的标志。

同时,由于方言的运用,也让院线电影呈现出了更为多样化的现状。而大多数方言电影存在着一些共性:多为现实主义题材影片,往往聚焦于底层小人物(边缘人物)的生存境遇,以此描述某种社会现象、亦或是揭露社会现实。

事实上,也正因为这类电影扎根现实,取材自当下生活,尤其是讲述某个地方小人物的命运波折,必然会和其所在的成长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因而需要方言与之相配,才不至于有违和感,也能更真实,从而引发观众产生共鸣。

去年,赢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的《我不是药神》,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,而该片中也有不少上海话对白。而后的《无名之辈》《狗十三》等片皆是现实题材影片,也都全部采用当地方言。

可以说,某种程度上,方言电影越来越多的背后,正预示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崛起。

当然,这其中也有一类较为特殊的,即方言成为导演个人影像风格的存在。比如凯里话之于毕赣的电影,山西话之于贾樟柯的电影。以贾樟柯为例,从“故乡三部曲”到《江湖儿女》,他始终以故乡山西为视角,试图以其变迁来表现整个社会十几年来的风云变幻。

除此之外,大多数方言电影也都带有喜剧因素,而且因为各地方言的魅力,往往会产生区别于一般通俗喜剧的黑色幽默的效果。

宁浩早期执导的《疯狂的石头》,也是一部方言电影,其中以重庆方言、青岛方言为主,穿插着天津话、河北话等各地方言,以台词的魅力碰撞出了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。

而像《追凶者也》《无名之辈》等影片,也都是走小人物的悲喜剧路线。以《无名之辈》为例,片中任素汐坐在轮椅上一长段独白骂词,充分展现了人物泼辣的性格,也因为方言而更能戳中观众笑点。甚至有网友评论,如果这不是一部方言版的《无名之辈》,也许很多地方就没有那么好笑。

可见方言对白的魅力。

方言电影的未来:能打破圈层吗?

不过,方言电影越来越多,即便是搭着现实题材的顺风车,即便是取得了近8亿的最好成绩的《无名之辈》,从整体的市场大环境来看,其占有率依然不高。

一方面,大多数新人导演、或者青年导演,更倾向于在其处女作时选择拍摄这类影片,既源于个人的生活经验,也缘于创作之初不够充裕的资金条件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越来越多方言电影走入院线的背后,也代表着青年导演新势力的日渐兴起,这对于电影市场的多元化而言,是好事。

但另一方面,这类影片,或是囿于过于强烈的地域性特征,或是由于导演的个人化影像表达,相对小众的文艺气质,使它们很难在大众层面取得更多的关注。

去年上映的八部方言影片,除了《无名之辈》,其他影片票房均未过亿。以《爸,我一定行的》为例,这部讲述潮汕人故事、全程都采用潮汕话对白的电影,首日排片仅为1.1%,上座率却高达42.6%,首日票房收获430万,最终票房达到了4706.6万,堪称是珠三角地区潮汕人创造的观影奇迹。不过,这把火始终未能燃烧至其他地区。

而像《狗十三》《江湖儿女》等影片虽然在影迷群体中拥有不错的口碑,但也是在相对小范围内发酵,并没有过多反作用于票房。可以说,能够突破圈层,达到更高量级票房的方言电影,必定在内容上具有普世价值观,能够触发大众普遍的情感共鸣。

因而,对于方言电影来说,如何突破原有桎梏,走向更广阔的市场,依然是创作者们要面对的难题。

想来,若是在影片成本投资不高的情况下,或许走地区特供之路,不失为一个可行的策略;但若是影片成本不亚于商业片,或者在全国范围内发行,要想获得更多的回报,不仅需要有足够坚实的内容,也需要后续的宣发等成熟的工序共同去支撑。

不过,在如今的电影市场上,且不论投资回报比,方言电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良性发展的表现。能够包容更多元化的电影形态,或许比票房数字的上涨更有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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